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特性 感悟中华文明现代力量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推动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通过阐发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念，从强国建设、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由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决定的。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独特的社会形态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儒家学说倡导的价值观念符合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某些朝代经历割据分裂，但并未引发文化层面的断裂，儒学成为“分久必合”的文化基础，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始终推动着文明的延续发展。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文字和典籍的承续性。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推动着文字的传承，共同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韩国、越南等国家出现文字中断，结果引发文化断层。第二，呈现为学术层面的传承性。比如，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每种学术形态都是对上一代的扬弃和承续。第三，体现为传统价值观念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倡扬亲仁善邻、和谐共生、讲信修睦、天下大同等价值观念，五千多年来从未见疑，时至今日仍被视为瑰宝。在历史上，即便后朝在政治上否定前朝，但价值观念层面仍然承继前朝，修史立典，传承学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推动着中华民族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源泉。“革故鼎新”源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指革除旧物；鼎，指建立新章。“革故鼎新”是指破除陈旧的、落后的，确立崭新的、进步的。“革故鼎新”旨在说明要找准规律、善于把握时机、不断适应更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古代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创新因子。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生生不息的拓新精神和深邃丰厚的民族禀赋，推动中华文明在“守常求变”的通权达变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革故鼎新既是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富强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遭受空前劫难，顽强的中国人民始终未曾屈服，在一次次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抗争和摸索离不开革故鼎新精神的引领和驱动。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创新性是中国人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和演进态势也在经历调整和重塑，中华文明只有在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品格和广纳博采、兼收并蓄的气象中实现自我革新，才能以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保障。大一统思想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表达了周代的平民渴望结束战争，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景。儒学蕴含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孔子倡扬周礼，强调统一；孟子提出“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出“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荀子·儒效》）。“大一统”的明确表述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西汉大儒董仲舒是“大一统”的主要倡导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丰富、深化和完善。此后，“大一统”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之中。

  中国古代“大一统”主要包括“政权统一、思想统一、民族融合和版图统一”等内容。中华民族历经王朝更替仍能维系着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关键在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奠定了政权、思想、民族、版图等统一的基础。“车同轨，书同文”（《礼记·中庸》）成为中华文明所追求和向往的共同信仰。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则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则辱国殃民、纷争不断。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关乎各族人民的根本命运，中华民族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利益的核心。不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必要条件。《易传》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性，铸就了中华文明负荷万物的博大胸襟和兼收并蓄的优良品格。当一个民族足够强大时，才能够接纳、融汇和汲取外来文明。尤其当两种文明开始交汇时，若该民族采取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则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反之，当一个民族处于衰落颓败之时，对外来文明则表现为抗拒、排斥，甚至冲突，尤其在面临生死存亡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格外突出，但最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多元通和的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情况均有出现。首先，以宗教为例，在儒学被独尊为官学的前提下，佛教传入后仍能本土化，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共生共存，聚同化异，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传统，展现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自信。其次，在战争之后，面对西风强势压倒东风中华文化遭受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华文明非但没有被同质化，而是在不断的交汇中完成了自我更新和重塑。纵观历史，中华文化倡扬有条件的包容，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同文明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平等对话，尊重彼此个性，才能促进人类文明格局更加健全和完善。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根基。这一特性的培育和积淀历经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标识。在传统社会，中华民族历来尊崇“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迁·仁本》）等和平理念。即使在面对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时，和平理念中蕴含的“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等传统智慧也为化解困境提供了思路。

  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始终融汇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受无尽屈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后又经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在陷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中深知和平的珍贵，进一步加深了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历史反复昭示，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的国家必然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最终都逃脱不掉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普遍交往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维护和平需要每一个国家的努力，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力量。

  【作者：王宁 单位：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ZT046）基金项目】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