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岭南文史军校遗珍遍羊城铭记历史续精神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国大革命运动的产物，是一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军事政治名校。它在广州留下的历史遗迹与革命印记，历经百年沧桑，成为这座城市丰厚人文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6月，在广州举办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黄埔军校分布在羊城的众多史迹点引发学界关注。

  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陆续寻访了1923年至1927年间，黄埔军校在广州留下的数处有代表性的史迹点，探究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故事。

  今日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39号附近，车水马龙，南面是奔流不息的珠江水。时光回到百年前的1924年，当时位于这一带的广州市南堤2号，是黄埔军校筹备处的办公地点，它见证众多历史时刻，卷动革命风云。

  黄埔军校选址广州市东郊的黄埔岛（即今长洲岛）。岛上虽然有几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败瓦颓垣，且由于岛上远离市区，水陆交通皆艰难，不便办公。黄埔军校筹备处开始工作时的近半个月里，没有地方可安置，孙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号”汽船停靠在江边，作为临时办公地点。随着招生工作的迅速展开，在船上接待外地来的师生很不方便，必须在陆地上设置地址相对固定的军校筹备处。

  随后，工作人员在广州的南堤2号寻找到一座西欧古罗马圆柱式小楼房。军事历史学家陈宇在其著作《中国黄埔军校》（出版社2007年出版）曾描述：“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边，南瞰滔滔江水，后临八旗二马路，全楼高约15米，是一幢中间3层、后进2层的西式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当时，这里是市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924年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由“大南洋号”汽船开始迁移至南堤2号。2月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校筹委会首次会议，决定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五部，各以王柏龄、李济深 （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公。

  参与筹备处工作的，还有沈应时、顾祝同、陈继承、刘峙、邓演达、严重、陈诚、王登云、朱一鸣等人。时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应廖仲恺邀请，亦参加筹备处工作。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所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记载：“历时三月余，共开筹备会议三十二次，由委员长主席讨论决议关于筹备之各种事项。”

  从此，这个地点以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不断出现在当时广州的各大报刊上。军校筹备委员在南堤2号门前挂起了筹备委员会办事处的名匾，张贴出了第1期招生公告，正式竖起创建革命军校的旗帜。

  1924年4月25日，军校筹备处迁入黄埔岛，军校正式在黄埔岛办校。此后，南堤2号又陆续成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同学会等机构的办公场所。

  黄埔军校正式开办后，受到感召前来就学的革命青年日益增多，位于黄埔岛的校本部无法完全安置。于是，黄埔岛以外的许多场所，成为黄埔军校当时的办学与训练场地。与黄埔军校隔河相望的鱼珠和珠村这两处地方，由于距离相近，更是经常被选为军校师生野外演习、训练的场所。

  2004年，广州市天河区珠村老人协会会长潘鸿善曾回忆：“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后，学生就常来珠村训练，在上珠村大塘边街面对秉常、秉忠公祠堂站立，队伍有近200米长。廖仲恺、蒋介石等就站在祠堂门口的石凳上，轮流向‘学生军’训话。听完训话，‘学生军’就一直操步，到村东北山头训练。‘学生军’来珠村，通常都训练几日，如果晚上下雨，就睡在潘姓大祠堂（明德堂）里。”

  珠村的北帝古庙，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香火一直旺盛。今人没想到，这座古庙也与黄埔军校有一段难忘的往事。

  记者探访这座北帝古庙，只见古庙门前的标识牌上清晰写着：“1924年11月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进行毕业考试，指挥部就设在珠村的北帝庙……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北帝庙成为黄埔军校的弹药中转站。”

  民国时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四篇，1936年版）也详细记录过这段历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起，本（第一）期第一总队学生举行毕业试验，各学生队在鱼珠墟及珠村附近演习战术实施……”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书记、文物博物研究馆员李岚向记者讲述了这次“毕业试验”的一段轶事。

  那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时，以鱼珠炮台作为演习起点和露营地，向西经过石牌车站至瘦狗岭一带十余公里。演习情节设定为：以广州市为根据地的“西军”，已占领广州东郊外的瘦狗岭和石牌车站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与学生军组成的“东军”决一死战。“东军”则假想“西军”行至石龙后，作战斗搜索前进。

  没想到时隔半年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打响，也恰在此地，黄埔军校教导团和滇、桂军遭遇。敌人把前线指挥部设在石牌车站，就在瘦狗岭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封锁和消灭教导团。但凭借此前的演习，这已成为一道“送分题”，黄埔军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仅用了3天时间便打垮了滇、桂军，快速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民俗专家潘剑明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珠村人，今年，他从历史学者陈重阳那里见到一张珍贵旧照——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农民部长廖仲恺，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鲍罗庭、加伦等人，与潘文治、夏益叶夫妇的合影。

  潘文治是潘剑明的祖伯父，这张照片来源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中央博物馆，摄于1924年的广州，图片注解是“在黄埔参观某位海军少将的村庄及家庭”。当时，潘文治的身份是大元帅府大本营海军练习舰队司令兼广州市郊第二区农民协会会长。他家就住在珠村，常常能够接待前来训练的黄埔军校师生。

  2008年12月出版的《天河文史》第13期《海军中将潘文治》提到，由于学生在珠村操练，潘文治与廖仲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结下过一段友谊，他们“都是潘文治家的常客”。

  潘剑明介绍，照片上的聚会是在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演习期间，廖仲恺、鲍罗廷、加伦等人共聚于珠村潘文治家中。潘文治的家人齐齐动手，烹饪了美味的珠村美食。饭后，众人登上了二楼阳台花园，摄下了这张珍贵的合照。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其留下的很多史迹与中国紧密关联。在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万福路，中国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旧址（以下简称“广东区委旧址”）和周恩来主持的两广区委军委旧址（以下简称“两广区委军委旧址”）是其中两个重要史迹。

  走进经修缮对公众开放的革命旧址，展览上的图片和文字在向后人娓娓讲述近百年前的革命往事。

  广东区委旧址位于文明路194-200号，是1922年至1927年间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周恩来曾在此办公。1924年9月，他从欧洲归国，初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后被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同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的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旧址成为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内的联络、活动的地点之一。

  两广区委军委旧址位于万福路190号二楼，1926年5月至1927年4月，曾作为中国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和周恩来、夫妇居住的地方。1926年，周恩来曾在这里领导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特别支部，派遣员到军校和军队工作。

  这栋楼房始建于1922年，是地产商嘉南堂的产业。楼下是南华银行，二楼由当时的广东区委军委租赁。二楼大厅部分区域作为会议室，军委经常在此召开会议。

  大厅左侧是军委的办公室，至今仍保持原貌的几张办公桌和手摇电话机，让人能想象当年、黄锦辉等人在此办公的情景。

  大厅靠马路的一侧，摆设了一套西式的沙发，两旁还有几张靠背酸枝椅和茶几。军委书记周恩来和夫人当年经常在此接待客人，胡公冕、宋希濂、陈恒乔等黄埔军校师生都曾到此拜访。

  周、邓二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是大厅西南一间狭长的房子，里面陈设简朴，除了一张西式大床、一张方桌、几张椅子，近窗处还有一张办公台，旁边有个藤书架，堆满了各种书刊。

  大厅东面的两间小屋，则是、黄锦辉、麻植等人的宿舍。墙上的投影屏幕里，正播放着出身黄埔的员麻植烈士的革命事迹。

  著名党史专家、广东省政协文化文史研究专员曾庆榴在其新作《黄埔军校史（1924-1927）》记载了这一段历史。麻植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工兵科，于1924年加入中国，后调任广东区委军委秘书。

  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留守军委联络处 （广州市惠爱路榨粉街），负责军委与军校的联络工作，保管军校党团员名册及有关文件。1927年4月反革命事变后，为了不让党员名册落在敌人手中，原本已经出城的麻植返回广州，烧毁了这些名册和文件。麻植被捕后被害于广州红花岗。

  1988年初，接到青田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询问信，她于3月29日的复信中这样深情缅怀麻植烈士：“……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常常怀念起麻植烈士。他的性格，为人朴实、诚挚，处事沉着稳健，待人温和平易。”

  此外，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彭浩在其论文《广州黄埔军校史迹点考述》里还提到，除了上述两处旧址，广州城内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农讲所、省港罢工委员会、国光书店、广东大学等地，当年都曾留下黄埔军校师生活动的足迹。

  在长洲岛上，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今年推出的全新校史展中，展出了《黄埔潮》周刊、血花剧社演出等实物和历史图片，为后人留下黄埔军校的另一历史画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宇在《中国黄埔军校》中提到，“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两种重要教育学生的方式。”

  在周恩来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通过话剧演出传播革命思想。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是员和共青团员。

  每逢纪念节日，剧社就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等处，演出自己编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剧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很受观众欢迎。

  北伐战争开始后，剧社一部分人员还随军出征，进行战地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鼓舞人心。

  《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珍藏版），黄埔双月刊·2014年增刊》中记载：1926年至1927年，黄埔军校血花剧社在广州南关剧院公开演出《黄埔滩声》《新闻记者》《还我自由》《革命军来了》等剧目，慰劳北伐军筹款，庆祝北伐胜利暨血花剧社成立2周年，为观众拥挤，剧场爆满。

  在办学史上，黄埔军校不仅军事教育独树一帜，还曾以大量出版书刊而闻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军校出版的日报先后有《黄埔日刊》《壁报日刊》等；期刊则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的《国民革命》等。

  其中1926年5月25日创刊的《黄埔日刊》，是黄埔军校的机关报，日发行量高达5万份，而且是面向中外发行。随着革命势力的发展以及军校办学规模的扩大，《黄埔日刊》一度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革命刊物。

  羊城晚报：一般人不太了解，原来在长洲岛以外，广州城内还有如此多有关黄埔军校的史迹。

  李 岚：确实，除了长洲岛，广州城内还分布着很丰富的与黄埔军校相关的史迹点。这些史迹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黄埔军校曾经办学、办公、训练、演习、驻扎的地方。比如荔湾区的陈家祠，也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分驻地；天河区的珠村，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演习场所。

  第二种是黄埔军校师生参与活动的地方。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并不是一间封闭的学校，其师生广泛地参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社会活动。黄埔军校的教官如恽代英、萧楚女，曾经当过农讲所的教官，到广州市内的劳动学院去授课。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曾参加“沙基惨案”的声援，支持省港大罢工等。

  在广州的大佛寺，也留有黄埔军校师生的活动足迹。那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利用大佛寺大殿后东、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集中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部队中被排挤出来的各级党代表，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

  从5月22日至7月底，培训班开办两个多月，学员50多名，按军事编制成几个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结业后全体参加北伐，为战争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对于黄埔军校的历史与文物，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是怎么样开展保护、研究的？

  李 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曾是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管理单位，现在也是它的产权单位。从1984年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成立以来，我们馆始终致力于文物的保护管理、修缮保养以及文物的征集工作。目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国内收藏黄埔军校专题文物最多的博物馆，收藏黄埔军校专题文物有1303件（套）。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黄埔军校一期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李其芳的委任状、梁桂华在黄埔军校军事训练的修业证书等。

  另外，我们还从始至终坚持做黄埔军校口述历史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至今，总共采访了140多位黄埔老人，留下了非常可贵的黄埔影音资料、照片资料跟口述资料；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出版了《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等书籍。

  李 岚：广州是黄埔军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黄埔精神”的诞生地。爱国、革命，是“黄埔精神”的精髓。“黄埔精神”是黄埔军校的文化符号，也是沟通的桥梁，能把黄埔军校的同学及其后代联系在一起。我们大家常常说“天下黄埔是一家”。

  我认为，好好保存这些黄埔军校的史迹点非常有意义。包括校本部在内的这些珍贵史迹点，是当年历史的见证。正因为有了这些史迹点，所有的黄埔军校同学及其亲属后代，都认同广州是黄埔军校的源头。以“黄埔精神”为桥梁，去团结海内外的华人，对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复兴大业都有重大意义。

  从广东区委旧址往东走200米，便可到达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48号、250号，这里是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越南青年革命会）旧址（以下简称“旧址”）。

  2024年8月18日，越共中央、国家主席苏林到访广州就曾参观了此处旧址，并在留言簿上写下“祝越中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此处旧址，是中国大革命时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青年革命会（越南的前身）机关所在地，也是第一、二期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的办学场所。1925年-1927年间，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国早期重要领导人都曾应邀为训练班学员授课。

  百年前，一批越南青年曾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越南的革命武装力量。1923年10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被聘为组织教练员，帮助进行改组，而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顾问。

  1924年底，鲍罗廷来到广州，随同的还有他的秘书兼翻译、越南人胡志明。胡志明在广州期间，凭借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相识关系，选送了一批越南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积蓄革命武装力量。

  在此期间，越南革命组织“心心社”成员黎鸿峰、黎广达、武鸿英、张云岭等越南青年均化身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籍人士，先后成为黄埔军校二期和三期学员。直到黄埔军校第五期，越南青年才公开以越南籍投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越南青年武元博化名朱谔臣，考取黄埔军校四期的入学资格。毕业后，他以“洪水”的名字参加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少将军衔，是我军唯一一位获得授衔的外籍将领。

  此外，还有越南军官在黄埔军校内工作。例如武海秋（原名阮海臣），1920年毕业于韶州讲武堂，1926年就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部科员和第五期总务科事务股股长。

  文、视频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梁善茵 实习生 叶恩平 通讯员 任海虹 黄晖 陈何毅